解放初期宁夏军区部队大规模剿匪上七营到银川七营到银川七营到银川

重点聚焦 2024-05-09 20:09:54 4816

1949年10月1日,解放军区朱德总司令在开国大典上发布命令,初期要求人民解放军把剿匪作为一项重要作战任务去完成。宁夏1950年6月,部队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大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人民解放军在新解放区仍有继续剿灭残余土匪的任务”。

解放初期宁夏军区部队大规模剿匪上七营到银川七营到银川七营到银川

1949年10月1日,模剿朱德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当时,匪上国民党马鸿逵宁夏兵团,营到银川营到银川营到银川在解放宁夏战役中大部被解放军十九兵团歼灭,解放军区还有一部分投诚,初期但顽固不化的宁夏残部与当地土匪、散兵游勇相聚于宁夏南北山区为患,部队不断袭击基层人民政权,大规严重威胁人民的模剿生命财产安全。中共宁夏省委、匪上宁夏省人民政府、宁夏军区和所属部队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事进剿、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从1949年年底开始,在匪患严重的南部六盘山和北部贺兰山地区进行剿匪。至1951年年底,大规模剿匪战斗基本结束,捍卫和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宁夏南部山区的剿匪战斗

宁夏南部山区人民群众主动向剿匪部队报告土匪动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宁夏南部固原地区、同心和海原股匪众多,仅马鸿逵部溃散的官兵散失民间枪支就有8000多支。加之与原三边地区比邻的张廷芝等惯匪,隐匿于偏僻地区,小到三五成群,大到四五百人,南部山区地处陕、甘、宁交界地带,山多沟深,地形复杂,交通闭塞,便于土匪藏匿。因此,南部地区剿匪任务非常艰巨。土匪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蒋介石、马鸿逵留下的潜伏特务;二是假投诚而后又叛变的马鸿逵部官兵;三是反动地主分子。他们披着宗教外衣,利用历史遗留问题,欺骗、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落草为寇。

匪徒利用熟悉地形的特点,建立各种秘密藏身之处及联络点,他们多善骑射和夜战,溃而不散,散而不乱,活动范围,除南部山区几县外,还包括中卫、中宁、盐池、灵武以及陕北定边和甘肃靖远、环县等地。马绍武、张海禄是南部山区中两股最大的匪群,左右着宁夏南部山区匪势,其他股匪多直接受其指使,活动十分猖獗,甚至偷袭新生的人民政府。

固原地区为当时匪患最为严重,以马绍武为首的大股土匪有400余人,其中骑兵40余名,火炮两门,机关枪两挺,打出“仁义军”的旗帜,流窜在固原蒿店(今属泾源县)、七营、海原、同心一带抢劫群众的牛、羊、粮食和衣物,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马绍武是宁夏同心人,曾在马鸿逵部任过游击队长。张海禄原是马鸿逵部旅长,主要在同心、海原一带纠集溃逃的马鸿逵部散兵游勇,占山为王,号称拥兵500人,实为200余众,编为一个团,下辖八个队,张海禄自任团长。

鉴于上述严重匪情,中共宁夏省委于1949年10月9日发出关于《对目前几个中心工作的指示》,将肃清土匪特务、收集散失在民间武器、安定社会秩序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之一。11月15日,宁夏省委根据形势变化,再次发出《今冬中心工作的指示》,明确“以肃清土匪为中心工作”。12月中旬,宁夏省委和宁夏军区党委及时部署剿匪工作,司令员王道邦亲任总指挥,同时向各剿匪部队及各县区发出《关于当前剿匪工作的意见》,对剿匪作出部署。

当时的分工:黄河以北,由六十五军担负剿灭贺兰山地区土匪;黄河以南地区,由西北独立一师负责同心、西吉、海原、固原地区剿匪任务。随即成立了同心、海原、固原剿匪指挥部,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兼西北独立一师师长黄罗斌、宁夏军区参谋长牛化东分别担任正副指挥,率独一师一团及骑兵连,全力清剿宁夏南部山区土匪。制定了集中力量,重点打击马、张二匪,先打马后打张的方案。

解放军某部骑兵自固原地区直取中宁县

宁夏省委书记、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宁夏军区政治委员潘自力指示:“军事清剿、政治争取与充分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乃是剿匪的根本方法”。他特别指出要把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揭露匪徒阴谋和谣言,作为充分发动群众及做好分化瓦解匪徒的政治争取工作的中心。潘自力还引喻古代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历史故事,要求剿匪部队做艰苦细致的政治争取工作,尽量争取多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匪徒,从而达到根绝匪患。

与此同时,平凉地委亦发出《关于清匪肃特反恶霸的指示》,决定由王智、惠志高、王子厚、马思义及西海固三县县委书记、公安局、县大队等,组成西海固剿匪肃特工作委员会,各县同时组织剿匪委员会,成立武工队,加强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之间联防清剿。部队还抽调一定兵力归属地方政府直接指挥。1950年1月下旬,黄罗斌、牛化东等赴灵武独立第一师一团驻地,在剿匪部队中以营为单位组成宣传小组,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并做好战前准备,选择时机,待命出发。并派一团三营先期进入同心县,负责该地区剿匪和维护银川至西安公路的交通安全。

1950年1月25日,剿匪指挥部侦察得知,马绍武一伙正在海原县高崖乡庙山集结,黄罗斌、李治洲、牛化东立即率一团机关及第一、第二营,从吴忠出发奔袭庙山剿匪,一团三营仍驻同心县稳住土匪。次日晚,宁夏军区骑兵团乘夜从灵武出发,避开公路,绕灵武东山的荒芜山路急行军,回民骑兵团第一连、二连、三连由定西出发远程奔袭,于27日拂晓赶至同心豫旺地区,隐蔽在山村休整,封锁消息,然后,用两个夜晚急行100余公里,按时接近庙山。原定剿匪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合围庙山,但因地形不熟,加之在王家团庄寻找的三个向导中竟然有两个通匪,部队被他们带着转来转去,结果三路人马都汇集到一个地点──庙山的西北方向。

此时,天色微明,“向导”溜走,山上匪徒发现解放军后,不但没有逃窜,反而凭藉有利地形和工事,首先开枪,负隅顽抗。这正符合剿匪部队作战方案。黄罗斌指挥炮兵摧毁马绍武匪部指挥所,骑兵迅速向庙山东方向迂回堵截,一营和二营分两路向东、北两侧延伸包围,炮兵连三发炮弹便将马绍武匪部指挥部摧毁,匪徒们仓皇逃窜,此时剿匪部队轻重机枪和冲锋枪一齐扫向匪群。经两个多小时战斗,共击毙30余名匪徒,击伤20多人,俘19人。

从俘虏口中得知,匪首马绍武和中队长李成富被击伤潜逃,其残匪一部由马青云、李少俊带领逃向高崖以西地区,另一部由郝福祥带领逃向豫旺方向。剿匪部队立刻封锁交通要道,并挨村逐户地搜索。马绍武受伤后,与李成富经常变换隐蔽地点,最后逃至川口地区。剿匪部队追捕7天7夜,终于在川口地区一眼破窑洞里,将马绍武、李成富活捉,并对两股残匪展开全面围剿和政治争取工作。1950年2月中旬,剿匪部队在海原和盐池地区歼灭马青云股匪20余名;下旬,又在豫旺地区击毙郝福祥等4人,政治争取王彦福等百余人携枪投降。3月上旬,同心地区马绍武残匪已基本肃清,少数残匪投向海原张海禄股匪。

马邵武残匪一部

张海禄为同心、海原、固原地区人多势大的一股政治土匪首领,懂军事、会指挥、熟悉地形,且收罗的匪徒多为马鸿逵残部军官和兵痞,能骑马和各自为战,比一般土匪更难对付。他们以夜间活动为主,一夜之间可转移三四个地点,采用游击战与剿匪部队周旋。当大军追歼时,匪徒便利用熟悉地形和骑兵的长处,迅速化整为零,分散潜伏,避而不战,伺机行事。若遇剿匪小分队时,则迅即聚集,全力袭击,或采用弧形引退,诱小分队深入,然后两翼突然合围。剿匪指挥部针锋相对,采取跟踪追击,包抄合围,不怕扑空,连续作战的方案。

1950年6月12日黄昏,得知张匪率部正在西山窑抢劫乡政府,指挥部立即以骑兵、步兵9个连的兵力,分3路包剿,但张匪部众早已逃窜。14日,侦察得知张匪在黄谷川一带抢劫,指挥部立即以相同的的兵力,分4路包剿,张匪又逃出包围圈。独一师马参谋长带领骑、步兵4个连跟踪追击,从海原县兴仁堡到甘肃省靖远县打拉池,后又返回到海原县,前后紧追8天8夜,行程千里,迫使张匪逃回其老巢海原县黄谷川。此时,匪徒精疲力竭,无处可逃,大部携械投降。剿匪部队一面加紧搜山、逐渐缩小包围圈,一面严密布哨,四处埋伏。7月4日,终于在海原县瓦窑河村一山洞里将张海禄等8名匪徒捉拿归案,后张海禄于1951年2月18日在中宁县被依法枪决。

从1950年3月下旬至7月底,剿匪部队共活捉张海禄等大小匪首69名,伤、毙匪徒14人,俘100余名,64名匪徒投降。在围剿张海禄匪部的同时,剿匪部队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在高崖子东西两山搜捕散匪,先后清剿李成富、李正富两股匪徒,击毙另一匪首李文科。至此,宁夏南部山区股匪全部剿灭。为争取更多土匪投降,体现“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匪首李成富两次被捕,两次被释放,仍毫无改悔之意,又纠集王彦福为匪,投奔张海禄,继续为非作歹。为此,剿匪部队决定抓到李匪后严办。剿匪指挥部在高崖镇召开群众大会,参谋长牛化东和独一师师长李治洲在会上反复宣传剿匪政策,代表部队向群众保证3天内捉拿李成富归案。经过深入发动群众,终于将李成富抓获。独一师马参谋长代表军事法庭对李成富进行宣判,当场执行枪决。经过8个月的时间,剿匪部队基本肃清了南部山区20多股土匪,处决马绍武、张海禄等匪首,捍卫了新生的宁夏人民民主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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